语族中的独特方言，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元素，同时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影响，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都与普通话形成显着差异。诗人运用"唔"、"咩"、"?"等粤语特有词汇和句末助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通过方言的"少数语言"地位（借用德勒兹的术语），挑战了标准语对情感表达的垄断。幸福作为一种内在体验，本就难以用规范化的主流语言充分表达，而方言的运用恰恰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更为贴切的语言载体。香港诗人也斯曾指出："方言诗能够说出普通话无法说出的东西。"树科的实践再次证明，某些情感和思想只能在特定的语言土壤中生长。

从主题发展来看，《我嘅幸福》呈现出从外向内、从普遍到特殊的思维轨迹。诗歌始于"他人问我"，经过"我问他人"，最终抵达"各有各的"个体认知，这一过程恰似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还原方法——悬置关于幸福的既有观念，直面幸福在个体经验中的显现方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此得到诗意的转化——树科通过展示幸福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暗示了幸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而这种展示本身就成为对抗概念固化的诗学策略。

在当代诗歌普遍陷入语言游戏或政治表态的背景下，树科的《我嘅幸福》以其朴素的哲思和方言的力量，重新唤起了诗歌对基本人类问题的关怀。-白+马￠书,院. \更!新~最′快!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不在于定义幸福，而在于展示定义的徒劳；不在于言说真理，而在于暗示言说的局限。法国诗人瓦莱里曾说："诗歌是语言与沉默之间的长久犹豫。"树科的诗正是这种犹豫的完美体现——在问与不问、说与不说、知与不知之间，幸福获得了它最本真的诗性存在。

回到诗歌本身，那些看似简单的粤语问句背后，隐藏着关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当诗人写下"各有各嘅不幸/各各嘅幸福"时，他不仅道出了个体经验的不可替代性，也暗示了人类处境的根本孤独——我的幸福终究只能是我的，无法完全分享，也无法彻底传达。这种孤独不是消极的隔绝，而是存在的真相，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生存实相。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道："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树科的诗则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幸福也许是对差异的承认，是对"各各不同"的接纳，是在知道没有普遍答案后依然保持追问的勇气。

《我嘅幸福》最终成为一面语言之镜，照出了每个读者心中的幸福图景——那图景必然各不相同，正如诗歌最后那些重叠又分散的"各"字。在这个意义上，树科的粤语诗不仅是一首关于幸福的诗，更是一首关于幸福之不可能性的诗；不仅是对幸福的追问，也是对追问本身的追问。这种诗学上的自我指涉，使简单的文字获得了丰富的阐释可能，也让这首看似地域化的作品，具有了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普遍意义。

《幸福的辩证法》

——论树科《我嘅幸福》中的反诘诗学与存在之思

文/元诗

"幸福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困扰着从古希腊哲人到现代诗人的无数思考者。树科的粤语诗《我嘅幸福》以独特的方言表达和反诘结构，将这一永恒追问重新置于当代生活的语境中，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处理，解构了幸福这一概念的普遍性神话。全诗以对话体展开，却无明确应答；以市井口吻设问，却触及哲学深度；用粤语方言书写，却道出普世困惑。这种表层的悖反恰恰构成了诗歌内在的辩证逻辑，在"问"与"不问"、"知"与"不知"、"有"与"无"之间，展开了关于幸福本质的诗性思辨。

诗歌开篇即以重复的"好多好多"营造出被频繁追问的生存境况："好多好多嘅人问过我/你幸福唔幸福？"这两行诗确立了全诗的基本对话结构，同时也暗示了"幸福"作为一种社会性考量的普遍存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伦理学》中指出，当代社会已将"追求幸福"建构为一种强制性道德律令，个体不得不面对"你幸福吗"这类问题的持续拷问。树科的诗句恰恰捕捉了这种现代性困境——幸福不再是一种内在感受，而首先成为他者眼中的评价标准。诗中"问"的动作被重复三次（"好多人问"、"我问"、"仲有噃"），形成了一种问答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本身便暗示着关于幸福的讨论可能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诗歌第二节的反问"你知唔知，乜系幸福？"将问题从"是否幸福"推进到"何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