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 验货，确保无霉变。交易时双方需用 “三语契约”，由西驿的译史公证，契约的骑缝处盖磁石印，防止篡改 —— 这是萧虎从符牌制度借鉴的 “契约防伪”。

那拉珠尔的虎卫营在商路沿线增设巡逻岗，每十里设一处烽火台，台顶的狼首旗与虎纹旗交替飘扬，遇袭时按 “一烟示警，二烟求援” 的信号规则。巡逻队的甲胄含硫量与商队符节一致，便于在沙尘中识别友军，他们的七石弓箭簇涂有荧光粉，夜间巡逻时箭簇反光形成警戒线，与《和林城防志》“商路夜防” 条款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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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队的护卫与虎卫营建立 “联防制”，每日辰时交换平安帖，帖上盖双方印记，若逾期未换，虎卫营立即出兵搜救。哈桑的商队在克鲁伦河渡口遇袭时，烽火台的狼烟升起不到半个时辰，虎卫营的骑兵便赶到救援，叛匪（塔塔儿部余党）被斩杀十余人，缴获的兵器上刻有旧部印记 —— 这成为商队信任虎卫安防的关键事件。

西驿的译史房有蒙古、汉、波斯三族译史，每人精通两门语言，腰间悬 “译史牌”，牌面刻三种文字。汉人译史李顺正在翻译贸易契约，他的蒙古文书法曾获耶律铸称赞，波斯文则师从西域学者拉施特。“契约需注明‘货物损毁按当地市价赔偿，’” 他对哈桑道，用毛笔在波斯文旁加注汉文释义，“避免日后争议。”

译史们不仅翻译文字，更传递文化习俗：提醒汉人商贩 “勿用左手递物给西域商人”，告诫西域商队 “蒙古千户不喜被直呼其名”。一次香料交易中，因译史及时指出蒙古文 “斤” 与波斯文 “曼” 的换算差异，避免了重大纠纷。萧虎规定译史需每三年考核一次，不合格者贬为驿卒，确保翻译精准 —— 这是跨域贸易的 “隐形基石”。

哈桑在深夜密见萧虎，呈上伊尔汗的密信：“愿以商路重启为契机，” 联合打击西域叛匪，“并遣学子入大都学习《授时历》。” 萧虎在回信中承诺：“元朝将开放漠北铁矿贸易，” 供伊尔汗国打造兵器，“但需伊尔汗协助追查乃马真后余党。” 两人的密谈围绕 “贸易换情报”，商路成为政治同盟的纽带。

耶律铸察觉其中的权谋，却在看到铁矿贸易的收益后默许 —— 漠北铁矿若能通过商路外销，可缓解岭北行省的财政压力。哈桑的商队实则肩负双重使命：明为贸易，暗为刺探乃马真后旧部动向，他们的货箱夹层常藏密信，用波斯文书写，需萧虎的译史解密。这种 “政商一体” 的模式，延续了元代西域交往的传统。

萧虎将商路重启的措施写入《西驿商路则例》，共三十六条，用三语刻碑立于西驿大门。“凡西域商队，” 碑文中规定，“需持双纹符节，” 抽分按 “二十取一”，“驿路安防由虎卫营与商队护卫联防，” 每款都附蒙古千户、汉人官员、西域商人的联名签押。则例特别注明 “商队与地方纠纷，” 需经三族评事官共同裁决，“不可单方定罪。”

宗正府将《则例》抄送伊尔汗国，伊尔汗的回函用波斯文与蒙古文书写，承诺 “严格遵守商路规制”，并附伊尔汗国的商队符节拓片，作为双方互信的凭证。西驿的吏员将往来文书存入金匮，金匮的锁具与符牌库同制，需三族官员同时勘合才能开启 —— 这标志着商路制度从临时措施上升为法定规范。

商路重启三个月后，西驿的贸易额已恢复至乃马真后乱政前的七成，中原的丝绸、瓷器经此运往波斯，西域的香料、药材则流入大都、上都。蒙古千户的牧地因商路繁荣，牛羊售价上涨三成；汉人路府官的税收增加，可用于修缮驿路；伊尔汗国的商队带回中原的《农桑辑要》，改良了波斯的农耕技术。

萧虎站在西驿的望楼上，见驼队的铜铃与虎卫营的甲叶声交织，符节的磁石共振与商队的算盘声共鸣。这不仅是贸易的复苏，更是权力秩序的重建 —— 通过商路将蒙古草原、中原农耕、西域城邦联结成利益共同体，就像西驿的三语石碑，各族文字虽异，却共同支撑着丝路的繁荣。和林的暮色中，商队的篝火与驿路的烽火台连成一线，照亮了忽必烈亲政前的权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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