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他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安贫乐道却心怀天下；他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谦逊好学又坚持原则。孔子的一生，是 “君子儒” 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呈现，为后世树立了永恒的标杆。

孟子：舍生取义的践行者：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将 “君子儒” 的道义担当推向极致。他见梁惠王时，直言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不为权贵所屈；他倡导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将儒家的仁道扩展到政治领域。孟子的 “舍生取义”，是 “君子儒” 面对道义与生命抉择时的必然选择。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担当者：北宋名臣范仲淹是 “君子儒” 在宋代的典型代表。他 “断齑画粥” 的苦读经历，体现了 “贫而乐道” 的坚守；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名句，展现了 “心怀天下” 的境界；他推行 “庆历新政”，试图革除弊政，体现了 “达则兼济天下” 的实践精神。范仲淹的一生，将 “君子儒” 的 “内圣” 与 “外王” 完美结合。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倡导者：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面对王朝更替的乱世，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口号，将 “君子儒” 的担当从士大夫扩展到每个普通人。他反对空谈义理，主张 “经世致用”，遍历各地考察山川形势与民生疾苦，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这种 “知行合一” 的实践，正是 “君子儒” 对 “道” 的坚守。

这些君子儒的共同特质是：超越个人私利，以道义为根本，以天下为己任，在顺境中践行理想，在逆境中坚守信念。他们的存在，让 “君子儒” 的境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形态。

八、历史中的小人儒镜像：技艺化与功利化的警示

与君子儒的光辉形象相对，历史中也不乏 “小人儒” 的镜像，他们的行为从反面印证了孔子告诫的深刻，为后世儒者提供了警醒。

汉代谶纬之儒：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一些儒者为迎合统治者的神化需求，将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结合，编造 “天人感应” 的祥瑞灾异之说。他们对《春秋》《尚书》的解读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如《春秋公羊传》的某些注疏，将自然现象强行与政治事件关联，完全背离了孔子 “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教导。这些儒者以 “经学大师” 自居，实则是利用儒学谋取利禄的 “小人儒”，他们的行为导致汉代儒学逐渐僵化。

魏晋清谈之儒：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一些儒者放弃了儒家的务实精神，转而追求 “清谈” 的虚名。他们高谈 “名教与自然” 的关系，却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他们标榜 “放达”，却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世说新语》记载的某些 “名士”，“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将儒学的 “礼” 扭曲为炫耀个性的工具，沦为 “小人儒” 的另一种形态 ——以思想的 “高深” 掩饰实践的 “无能”。

明清科举之儒：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将儒学简化为八股文的写作技巧，无数儒者为了科举功名，将毕生精力用于背诵范文、模仿格式，完全失去了对儒家大义的理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范进，中举前唯唯诺诺，中举后欣喜若狂，正是这种 “科举之儒” 的生动写照。他们的 “学” 只为 “仕”，“仕” 只为 “禄”，是典型的功利化小人儒。

近代保守之儒：近代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儒者固守儒家的传统形式，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理解为 “儒学至上”，甚至反对任何改革。他们像子夏可能陷入的技艺化陷阱那样，将儒家的礼仪、典籍视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却看不到儒家 “与时俱进” 的精神内核，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 “小人儒”。

这些小人儒的共同教训是：当儒学失去了 “仁” 的灵魂与 “道” 的追求，沦为技艺或工具时，就会失去生命力，甚至走向反面。他们的存在，让孔子 “毋为小人儒” 的告诫永远具有现实意义。

九、君子儒的现代转化：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