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本质上也是对公私界限的尊重 —— 工作时专注于公，生活时享受于私，两者互不干扰，才能各得其所。

五、子游的识人之道：从行为细节看品格本质

子游能发现澹台灭明的贤能，并在孔子问及时准确描述其特质，体现了他卓越的识人之道。这种识人之道不是靠相面或传闻，而是通过观察日常行为细节，从 “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至” 等具体表现中，洞察到背后的品格本质，这与儒家 “听其言而观其行” 的识人原则一脉相承。

子游作为武城宰，负责地方治理，必然要与各种人物打交道，他的识人能力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成效。《论语?阳货》记载子游治理武城时，“弦歌之声不绝”，推行礼乐教化，而推行教化的关键在于任用贤才，因此他必然会特别关注辖区内的人才。

他观察澹台灭明，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则。“行不由径” 表面是走路的习惯，子游却能看到背后的 “守礼”“循义”；“非公事不至” 表面是交往的方式，子游却能看到背后的 “公正”“廉洁”。这种从 “行为细节” 到 “品格本质” 的推断，符合孔子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的识人方法：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做事方式，了解他的内心追求。

子游的识人之道，还体现了他对 “贤才” 标准的理解。在他看来，贤才不在于能说会道或才华横溢，而在于是否坚守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澹台灭明可能不是最有才华的人，但他的行为符合 “礼”“义”“廉”“正” 等标准，因此被子游视为贤才。这种标准与孔子 “贤哉，回也” 的评价标准一致 —— 孔子称赞颜回，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显赫的功绩，而是因为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的安贫乐道。*如′文^网` ^最¨新/章·节\更′新·快,

对比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识人标准，子游的眼光更显可贵。春秋末期，各国诸侯和大夫选拔人才往往看重门第、口才或武功，如《左传》中记载的很多官员都是世袭而来，或因能言善辩而得到重用。子游却能突破这些外在标准，关注内在品格，这种识人的 “穿透性”，正是儒家 “举贤才” 思想的体现。

子游的识人之道对现代社会也有重要启示。在招聘、选拔、交友等场景中，我们往往容易被外在的标签（如学历、职位、财富）所迷惑，而忽视了对品格本质的考察。澹台灭明的例子告诉我们，真正的贤才往往体现在日常的行为细节中：一个人如何对待小事，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面对利益诱惑，这些细节比任何标签都更能反映其本质。

六、孔子的 “得人” 之问：为政在人的儒家政治智慧

孔子在武城首先问子游 “女得人焉尔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儒家深刻的政治智慧 ——“为政在人”。在儒家看来，治理国家或地方的关键在于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因为制度和政令最终要靠人来执行，人的品质直接决定了治理的成效。

“为政在人” 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中庸》明确提出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将 “人” 的因素置于为政的首位；《论语?子路》中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为政者自身的品德对治理的影响；《孟子?离娄上》则进一步指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认为仅有善念或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贤才来推行。

孔子的 “得人” 之问，反映了他对武城治理的深层关注。他不是不关心子游推行的礼乐教化，而是认为 “得人” 是推行教化的前提。如果没有像澹台灭明这样坚守原则的人来执行，再好的礼乐制度也会沦为形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虽然制度设计精良，但如果执行者贪腐无能，变法最终也会失败，如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因缺乏足够的贤才支持而难以持久。

孔子的 “得人” 之问，还体现了他对 “人才标准” 的引导。当他听到子游介绍澹台灭明的 “行不由径” 和 “非公事不至” 时，实际上是在肯定这种品格是 “贤才” 应有的标准。这种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游和其他弟子的人才观，引导他们在选拔人才时注重内在品格而非外在条件。

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孔子的 “得人” 之问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一个永恒命题：任何制度都离不开人的执行，而人的品质决定了制度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我们虽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