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但 “得人” 依然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充斥着投机取巧、公私不分的人，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架空；反之，如果有更多像澹台灭明这样坚守原则的人，即使制度不够完善，也能通过人的良知和操守弥补其不足。

七、历史中的 “行不由径” 者：坚守正道的群像

澹台灭明的 “行不由径” 并非孤例，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君子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 “正路” 的坚守。他们或许身处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但都在面临捷径诱惑时选择了正道，用行动书写了 “行不由径” 的生动注脚。

伯夷、叔齐的 “不食周粟”：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为了坚守 “君臣之义”，反对周武王以臣伐君，在商朝灭亡后 “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最终饿死。他们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可能过于迂腐，但在当时却体现了对自己认定的 “正路” 的绝对坚守，正如《史记?伯夷列传》所说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他们用生命诠释了 “行不由径” 的极端形式 —— 宁肯牺牲生命，也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杨震的 “四知拒金”：东汉名臣杨震在担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曾被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深夜送黄金给他，说 “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坚决拒绝了这笔馈赠。杨震的 “四知拒金”，与澹台灭明的 “非公事不至”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坚守原则，拒绝不正当的利益。他的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强调了 “慎独” 的重要性 —— 即使在私下场合，也要像在公共场合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背道义的事。这种坚守，让他成为后世 “清正廉洁” 的典范，“关西孔子杨伯起” 的美誉绝非虚传。

陶渊明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不愿为了微薄的俸禄向督邮谄媚行贿，毅然挂印而去，留下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千古佳话。对他而言，“五斗米” 就是仕途上的 “径”，虽然能让他安稳度日，却需要牺牲人格尊严；而归隐田园虽然清贫，却是符合自己本心的 “正路”。他在《归去来兮辞》中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的感慨，正是对 “行不由径” 的生动诠释 —— 认识到走 “径” 的错误后，及时回归 “正路”。

范仲淹的 “先忧后乐”：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坚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信念，在仕途上多次因直言进谏而被贬，却始终不改其志。他在《灵乌赋》中以灵乌自喻，表明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态度，拒绝为了仕途平顺而沉默寡言、阿谀奉承。对他而言，迎合权贵、明哲保身就是政治上的 “径”，而坚守原则、为民发声才是 “正路”。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拒绝 “径” 的诱惑，坚定地走在 “正路” 上。

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虽然时代不同、领域各异，但都体现了 “行不由径” 的核心精神：坚守原则，拒绝不正当的捷径，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存在，让 “行不由径” 从一个具体的行为规范，升华为一种跨越时代的君子品格。

八、“行不由径” 的反面：历史上的 “由径” 之鉴

有坚守 “正路” 的君子，就有贪图 “捷径” 的小人。历史上那些 “行由径” 者，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利益，却往往在长远中身败名裂，他们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 “行不由径” 的深刻道理。

赵高的 “指鹿为马”：秦朝宦官赵高为了篡夺政权，通过篡改遗诏、陷害忠良等不正当手段，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他的 “径” 是阴谋诡计、欺上瞒下，虽然暂时控制了朝政，却导致秦朝迅速灭亡，自己也落得 “夷三族” 的下场。赵高的例子证明，通过 “径” 获得的权力如同沙滩上的城堡，看似坚固，实则不堪一击。

安禄山的 “伪装取宠”：唐朝安禄山为了获得唐玄宗的信任，不惜以肥胖之躯跳胡旋舞，对杨贵妃认干娘，通过这种阿谀奉承的 “径”，骗取了节度使的高位，最终发动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巨大灾难。他的 “径” 是伪装与欺骗，虽然暂时得逞，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 “行由径” 的反面典型。

秦桧的 “卖国求荣”：南宋秦桧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不惜以 “莫须有” 的罪名陷害岳飞，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和约。他的 “径” 是出卖国家利益、陷害忠良，虽然在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却在死后被后人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尽唾骂。秦桧的下场证明，“行由径